[塑料托盘]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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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翔是个帅气的男孩,看到他的第一眼,我深深吸气。





是的,我就是那样的女子,海藻一样开在高原深处。作为保险公司的一名小职员,我做着21世纪的朝阳产业,却感受不到阳光的温度。那些原本应该直线传播的光线,在我面前总会忙不迭地拐弯、逃掉。





遇见何翔是在一个平常的星期二,他拎着一只很大的黑色旅行包,说一个朋友在旅行途中突发阑尾炎,被送进了医院。朋友是投了医疗保险的,他想知道在异地的保险制度是怎样的。





他的手指有淡淡的熏黄的痕迹,下巴有杂乱的胡须,他的头发黑而浓密,长腿裹在脏得油腻的牛仔裤里。我例行公事地给他一张医疗保险规定表,他接过去,头也不抬地离开。





我也不抬头,虽然看到他的第一眼,我眼前一亮。





他遗忘了放在角落的旅行包。





一小时后,何翔折返,我指着角落的黑旅行包告诉他:“在那里。”





“为什么不帮我收起来,被人拎走了怎么办?”





我笑了,突然想起保险公司对面电影院热映的电影:“怎么会?天下无贼。”











天下可以无贼,但天下不可以没有爱情。那天何翔一直等到我下班。我说你干吗,耍流氓啊?何翔笑:“我没有地方可去,朋友在住院,我对这个城市很陌生。你下班了我请你吃饭好吗?谢谢你帮我看着包。”





他笑,露出白得炫目的牙齿,卡通片一样。我照例和同事瞎侃,抽空吃了一块黑巧克力,埋怨公司薪水太低。何翔坐在旁边静静地听。同事问:“嘿!你做什么工作?”“我,无业游民。”他眨眨眼,“但我有中国最NB的证明:北京无业人员待业证明。我进过的最高学府是驾校,得到的最高文凭是驾照。”





没人把他的话当真,大家笑:“那你到高原做什么?2500米高的海拔,可不是玩的。”





“登山。我是登山爱好者。”











那天以后何翔常常来找我。我像是保险公司种下的一株植物,在高原的城市里散发着温暖潮湿的温度。何翔一直这样形容我。我甚至和他一起去看望了他的朋友——那个在医院泛黄的床单上蜷成一团的男人。





何翔和邻床患甲亢的病人聊天。病人很激动,说他爱着的女孩子总是拒绝他,问何翔该怎么办。何翔看看我,似笑非笑,出了一大堆馊主意。最后他们开始争吵,面红耳赤。护士闻声赶来说“肃静”,又指墙上绿底白字的“安静”,最后警告何翔:“又是你,上一次把糖尿病人拐出去吃烧烤;这一次,激怒好斗的甲亢患者;下一次又会怎样?”最后我们灰溜溜地逃出了医院。朋友说:“求你了,何翔。你快走吧,你走了她们扎点滴时就不会拿我撒气了。”





我笑疯了。高原的风穿过何翔的肩,又拂过我的头发。我看着他的侧脸,那英俊的面部线条,从来不知道生活可以这样五颜六色。远处有莽莽草原,巍峨雪山。何翔说:“你看,那就是我梦想的地方。我从北京来,一路向西,然后我遇到了你。”





每一天,他带我在城市里游荡。把我的手指揣进他的衣兜,用他的围巾裹着我。高原上的女子都是爽朗而直率的,爱你爱到杀死你,或是恨你恨到骨头里,就像《射雕英雄传》里华筝对郭靖。我却知道,这场爱情于何翔不过是一趟情感的高原旅行,他不属于这里,而我一旦离开,则无法生存。














秋天的午后,凛冽的风变得柔和。朋友手术后的伤口在高原的环境下愈合很慢,他不得不放弃了登山的计划。何翔和剩下的队友变得焦急起来,何时登山变成他们谈话的核心。谁都知道,一个礼拜后山顶气温就会骤降,或许还会下漫天大雪,那时候,再完美的计划都会变成不可能,甚至有被大雪活埋的危险。





何翔和队员一起准备着登山的用品:水、睡袋、帐篷、药品……而我成了他们的义务向导,带他们在城市里穿梭,买各种各样必需的物品,甚至带他们到庙里求到开了光的护身符。





给何翔整理登山用品时,我突然提出我也想和他们一起去。何翔反对过,然而很快被我说服了。





第一天的行程较为轻松。我们开始登山,两个小时后在海拔3500米的地方安营扎寨。吃牧民的酥油茶、打渣饼。在零下30摄氏度的天气里,围着火炉听登山导游讲登山的趣事。





第二天,我们都有一些紧张。我们登到海拔4500米的高度,那里已经没有牧民的帐篷,当然也没有热热的酥油茶。我们躲在帐篷里缩成一团,啃面包。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40摄氏度,手机一早没有信号。导游说我们来得不是时候,雪山已经足足有一个月没有下雪了,一旦下雪,必将是一年中最大的一场。换言之,有封山的可能。





何翔的手臂圈住我的肩,紧紧的,隔着厚厚的特制的登山装,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他身体里的温度——他不甘心。





没有人甘心。没有人愿意半途而废。在所有人的强烈要求下,导游将我们带到帐篷外,在一处较陡的山崖下,腰上绑着安全带,练习摔跤,练习从坡上滑下时用冰凿将自己的身体固定住。





何翔为我系安全带,让我小心一点。我点头。他从坡上滑下来,灵巧地转身,挥舞冰凿,嘭——将自己和冰凿同时固定住。所有的人都为他喝彩。他跳下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快乐中我学着他的样子从坡上滑下,转身,挥舞冰凿。我忘了我从未有过登山的经历,我忘了一个新手不能这样使用它。冰凿并没有如期嵌进冰块——它嵌进了我的小腿,皮外伤,但在雪山高寒的天气下,血流不止。





我的伤口作了简单的缝合,我发着高烧。





何翔一直守在我身边,他说他不该那样做示范,不该表现得那样轻松。他以为我像自己说的那样,有一些经验。他没有想到我骗了他。





他哭了,在小小的帐篷里,他的泪水落下来,热热的,再慢慢地变成冰。登山计划因为我的受伤停顿下来。每一天,何翔守在我身边,给我唱歌,讲笑话。





他说,在远方的北京,他有和蔼的父母。他们生活富足,性情温和,他说他们一定会喜欢我。他还说他的最高学历不是驾照,而是计算机硬件大本学历。真想不到,他这样风般桀骜的男子会学计算机——21世纪最功利的专业。他说,如果我愿意和他回北京,不必担心没有合适的工作,他可以努力工作,养活我。如果我愿意留在高原,他会一直陪着我,直到死。





帐篷外,是漫天漫地的风,寒冷的、真挚的、温柔的风。











三天后,登山队放弃了登顶的计划,因为我的伤,也因为气象预报——那一场累积了一个月的雪势在必行,再不放弃,我们甚至不能全身而退。





一个星期后,何翔随队离开了高原。我到机场送他,拖着依然没有痊愈的小腿。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,像要把彼此嵌进血液里。他留给我他北京的地址和电话,他要我学会用电脑发E-mail、视频聊天。他说一个月后他就来接我,回到北京,那原本应该属于我的城市。





但一个月后,何翔没有回来。他的信在两个月后渐渐稀落,直至无迹可寻。我的手心一直攥着那个电话号码,那是何翔家里的电话。





就像母亲说的,我没有勇气打给他,更没有勇气追到北京。这不是古代,我也不是寻夫的女子。我是高原上的灌木,风大、雪大,却能独自站立。





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,比爱情重要一万倍。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,爱情不过是一场华丽的云烟,燃烧过后,生活还得继续。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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